从筛查诊断到精准治疗：AI与数字化如何重塑我国肝病防治格局？

世界卫生组织（WHO）《2024年全球肝炎报告》显示，病毒性肝炎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从2019年的110万人增加到2022年的130万，其中83%是由乙型肝炎引起的，17%是由丙型肝炎引发，相当于全球每天有 3500 人因乙肝和丙肝感染而最终离世。

乙型肝炎是全球疾病负担最严重的传染病之一，也是我国面临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筛查率低、就诊率低、治疗率低”是防治肝炎路上的拦路虎。根据最新的全国调查，我国乙肝的诊断率为58.78%，在诊断者中治疗率仅为17.33%，至少有1700万感染者未能得到有效治疗。与WHO“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公共卫生危害”目标中要求的90%诊断率和80%治疗率差距悬殊。

作为全球肝病防控的关键力量，我国在扩大筛查覆盖、提升抗病毒治疗率的道路上仍任重道远。而随着AI技术与医疗场景的深度融合，我国肝病防治格局或将迎来重构。

日前，在2025第二届肝病数字健康会议暨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肝病专委会学术年会，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谢青教授也向21世纪经济报道指出，“我国超半数肝癌患者确诊时已属晚期。面对中国慢性肝病患者基数庞大的现实，数字化分层管理正成为破局关键。”

谢青教授进一步解释，“通过数字化平台将患者精准划分为低、中、高风险层级，可实现低风险人群下沉社区随访、中风险人群由二级医院管理、高/极高风险人群在三级医院接受磁共振增强等精密检查的资源优化配置。通过早期筛查阶段的‘早发现、早干预’结合高敏感检测技术，将为降低晚期治疗医疗负担、减轻社会疾病负荷提供了创新路径。”

传统筛查手段补短板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统计，中国乙型肝炎患者占全球总数的31%。如果感染乙肝病毒后长期得不到治疗，就会逐步导致肝纤维化，久而久之进展为肝硬化，甚至发展成原发性肝细胞癌。这也使得早筛早诊成为阻断疾病恶化的关键防线。

我国乙肝防治指南均建议开展乙肝筛查。2019年版《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鼓励在不涉及入托、入学和入职的健康体格检查中或就医时进行筛查。2022年版《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指出对一般人群应进行乙肝表面抗原筛查。

《柳叶刀》曾在2022年发表一项研究，以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作参考，设置政府支出意愿，结果显示尽快对18岁至70岁人群采用“乙肝两对半”筛查为最佳策略，而且每个筛查场景相对于当前情况都具有成本效益，越早开展普遍筛查收益越大。

目前我国海南、福建、广东等省份已制定了针对性策略。公开数据显示，2024年海南省财政安排700万元用于乙肝患者健康管理工作，其中建档和第一次入户随访20元，每季度入户随访1次，每次20元，1年随访4次。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全省已建立乙型肝炎专病档案42921例，建档率84.6%。

2022年9月，福建省卫生健康委、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医保局联合印发《福建省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者规范治疗项目试点方案》，截至2024年5月13日，完成乙肝早筛180.1万人，筛查完成率71.1%。在11.5万阳性人群中，已有6.7万完成了诊断评估，整体评估率58%。此外，广东省政府在2024年也启动了广东省病毒性肝炎早防早治行动。

然而传统筛查手段的局限性仍制约着防控效能。谢青教授指出，甲胎蛋白联合超声的传统筛查方案存在显著漏诊率，例如约50%肝癌患者甲胎蛋白指标无异常，小于2公分的癌变结节更易被常规影像学检查忽略。而通过AI技术赋能风险分层与精细化管理，对中国肝癌的防控具有现实意义。

谢青教授以其团队搭建的“瑞肝护”举例，“通过AI技术，将慢性肝病患者划分为低、中、高、极高风险层级，低风险人群可下沉社区随访，高风险人群则在三级医院接受磁共振增强等精密检查。该平台管理的7000例患者中，34例肝癌确诊者里33例为Ⅰa期可手术根治，早诊率远超国内平均水平。”

但单一平台的能力终归有限，对于未来数字化筛查在肝癌防控中的突破点，谢青教授强调，关键在于政策、技术与公众认知的协同升级。首先，政府需牵头整合基层与三级医院数据，建立区域性筛查基金；其次，社会层面要通过科普宣教构建全民参与生态，将筛查提醒嵌入居民健康档案；最后，技术端则需开发多组学整合的 AI 预测模型，提升基层医生对微小癌变结节的识别能力。

在谢青教授看来，基于数字技术与防控体系深度融合，通过“行政赋能筑基、数字技术提效、全民参与固本”的全病程管理模式，正为实现“健康中国 2030”的肝癌防控目标开辟新路径。

诊疗破局

目前，我国乙肝相关肝癌的疾病负担仍然严重，早筛早诊之外，积极的治疗措施也尤为重要。2022年版《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建议30岁以上或者有肝癌家族史的患者，只要乙肝病毒阳性，都建议积极抗病毒治疗，其他乙肝病毒阳性者，转氨酶持续高于正常值的也应积极抗病毒治疗。

在临床治疗方面，公开资料显示，过去我国市面上用于病毒性肝炎治疗的长效干扰素只有罗氏的派罗欣和默沙东的佩乐能两款产品，目前这两款产品已经退出市场。这几年，国产药物逐渐打破进口药垄断，“乙肝临床治愈”突围战也已经打响。

面对临床治疗的未竟之处，产业端也在加速研发。国金证券研报曾指出，现有慢乙肝治疗领域创新药物单药治疗效果仍未较现有长效干扰素+核苷酸类药物方案显现出相应优势，多数药物仍处于早期临床阶段，此外创新药物和长效干扰素及核苷酸类多药联用方案为现阶段临床试验方案中的重要趋势。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副主任邵凌云也向21世纪经济报道指出，慢性乙型肝炎的功能性治愈、肝癌的联合治疗等领域仍存在显著瓶颈，而AI技术已在药物研发与治疗方案优化中展现潜力。

“已有研发团队利用AI设计新型药物，已筛选出多个具有潜力的化合物，这为新药研发提供了新思路。”邵凌云提到，AI 在处理多药物组合治疗策略时优势明显，例如针对慢乙肝功能性治愈的免疫调节药物与抗病毒药物联合方案，AI可通过算法快速模拟不同组合的疗效，较传统经验摸索更高效。

AI技术与医疗的深度融合体现在医疗产业不同的环节，大数据AI技术能够赋能创新药物研发的不同阶段，缩短药物研发周期，并通过AI技术提升新药研发的成功率；在临床诊疗阶段，通过AI可提升诊断的准确性，为医生提供更为精准的诊疗决策。

然而，医疗数字化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各领域虽有喜人尝试，但应用场景仍相对有限，距离全面成熟应用尚有较长路程。“当前AI获取的信息庞杂且未经严格验证。”邵凌云建议开发针对特定疾病或领域的专用AI工具，并通过专业数据进行训练，避免“通用型AI”的误导风险。对于低年资医生，需警惕 AI 输出的非权威信息。

邵凌云进一步指出，对待AI需保持批判思维，如同“教育孩童”般对其进行持续优化，“早期应用中，我们既要利用AI提升效率，也要通过临床数据不断校准其算法，最终让技术真正服务于精准诊疗。”